青年导演卞灼谈开年讨论度最高的文艺片
《翠湖》细看，心灵慢餐
春节前，电影《翠湖》主创见面会在青岛西海岸电影城举行。这部荣获2025年上海电影节“亚洲新人单元”最佳影片、丝绸之路电影节最佳影片等重要奖项的影片，凭借温情内敛的风格和独有的昆明调性打动了全国影迷，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讨论度最高的文艺片。
片中，外公谢树文在失去相伴多年的妻子后，渴望开启一段新的感情，期盼得到女儿的理解与认同；辗转于三个女儿的家庭之间，老人的楔入让家庭关系多了一重视角，也多了一层黏合。影评人称赞《翠湖》“结合旧传统和新视角去讲述一段家庭历史”，而影迷评价它为“年度最走心的电影”。
导演卞灼凭借《翠湖》获得多个重要奖项。
在青岛见面会现场，青年导演卞灼以坦诚温和的方式与影迷深入交流。卞灼表示，这部电影的缘起是翻看外公留下来的日记，第一页第一句“元勤，我好想你”触动他拍摄了这部电影。外公对外婆的深情、跟三个女儿的关系被投射到电影里，而滋养昆明人的“翠湖”也不动声色地“入戏”——湖水、岸边公园乃至湖面倒影都成为角色的心理空间，外公与“胖胖”的心事都藏于平静的湖面之下，于无声处尽显深情。
在节奏飞快、喧嚣浮躁的“快时代”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“慢电影”？《翠湖》给了一个精彩却不喧嚣的答案。
凝视《翠湖》，心海镜像
记者：看《翠湖》这样一部电影，感觉对“家庭”的理解更深了一层。这部片子里，外公和三个女儿的关系亲密，也有不得不“欲言又止”的地方，让影迷能找到现实中跟自己的对应。您是怎么看待片中呈现的家庭关系问题的？
卞灼：我记得小时候过年，每次都有二三十个家庭成员。不过，我在每年聚会时都要重新认一遍他们。后来随着家里老人离开，我们逐渐从二三十个人，变成十个人，六个人，三个人，到现在完全“原子化”。我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做，甚至过年的时候，一个小家庭都没办法待在一起，这是我的一个遗憾。
其实，这部影片脱胎于我外公留下的一本日记，从他的角度记述了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。他在世时，我以为他是一个不太开心的人，没想到的是，他内心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们的家庭，关注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，这给了我蛮多震撼。因此，我就想拍一部电影。
《翠湖》并不是在重述他的痛苦，因为我觉得他在记述痛苦的时候，并不是要去追寻痛苦。我想借这部电影替他说出一些当时没说的话，也替我们家里人包括我自己说出一些在那个时期没有来得及说出来、错过就很难再去表达的一些东西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这是一部弥补遗憾的电影。
记者：您是摄影专业出身，在《翠湖》里展现出精妙的摄影技巧，对镜面的运用、对框架的运用都非常精彩。我记得有一款海报采用了外公给外孙染发的画面，那个镜头一下子突破了祖孙之间的隐形隔断，能介绍一下您的创作考量吗？
卞灼：昆明的阳光其实很不一样，它非常通透，暖而不灼人。我希望在影片里能够强调这方面的感受，我让亮的地方更亮了一些，暗的地方更暗了一些。
在外孙染头那场戏中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因为身份错位而产生的情感流动。我觉得非常迷人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有一种叫作神性的瞬间在场景里发生，我用了一个稍微过曝一点、高光的感觉，整体偏黄的色调来营造这种氛围。
门框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，片中大部分人都是处在框里的，而“染发”那场戏是里面少有的几个移动镜头，机位缓缓地往前推，那个框在逐渐变大。如果我一直推到底的话，那个框其实就消失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影片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应该已经从自我的某种束缚里走出来了。在设计上，我其实是强调了昆明这个地方颜色的丰富性以及它阳光的独特性。
记者：《翠湖》里，湖拍得不仅美而且有内涵，把角色内心的波动外化在观众眼前。这样一个湖对本地人来说有一种生活母题的意义？
卞灼：《翠湖》这个片名来自昆明的中心花园“翠湖”。和其他城市的中心公园不太一样，它是跟着昆明市民文化一起成长的——最早是滇池的一部分，后来围海造田留下一个小水洼，昆明人围绕这个水洼繁衍生息，现在成了昆明市的中心花园。对昆明人来说，它承载了很多记忆和情感，“有心事就去翠湖走一走”。以前和家里产生矛盾时，我会习惯性去翠湖消化情绪；我是影片里胖胖的原型，胖胖在翠湖埋葬了自己的前途，而我小时候在那里“埋葬”了我的初恋。翠湖对我、对昆明人来说意义非凡，不仅是物理空间坐标，更像是精神港湾，对我而言也代表着家的印象。
观众看到后面其实已经不是在看《翠湖》了，而是在看自己的家、自己的生活，这也是我创作初始想要达成的目的。之前拍的是昆明很小的中心公园翠湖，最后那个看起来像海面的镜头，其实是更大的滇池。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从一个小家庭扩展到更大的社会，从一个小湖延伸到更大的湖，这和我的叙事逻辑是一致的，也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小小野心。
庶民叙事，回望时代
记者：资料显示，您在旧金山艺术大学学的是电影专业，对好莱坞电影环节比较熟悉。这几年，韩国电影与网飞的合作也遇到了电影产能的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电影创作是好莱坞这种视效科技突破模式是对的，还是韩国电影这种跟流媒体合作的模式是对的，或者说有其他的方式？
卞灼：我主要是在创作端，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影出品人，但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目前不仅仅是中国电影，全世界的电影产业都遇到了问题。韩国已经是亚洲电影工业最强的国家之一，情形也不乐观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冲击。当短视频让观众在手机上获得爽感，比在电影院里面坐一两个小时来得更快、更强烈，电影到底能够承担什么样的效能？
我的想法是：时代越来越快、变化越来越多，慢的东西就越发有价值。我们可能要再回归到电影最初始的状态。它不仅仅是科技上的一种进步。我们有那么大的屏幕、那么好的影像，有那么棒的细节呈现，是不是还要为了吸引观众而进行快节奏的叙事方式？可能吃了那么多“快餐”，也需要吃一些“慢餐”，引起大家更多的心灵共鸣呢？电影应该是能够在影迷心里留下更长时间效用的一种文艺作品。在时代快速的发展中，一些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被不断抛弃，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停下来去做回望的时代。
记者：《翠湖》被影评界看出有杨德昌导演《一一》的风格。您有没有感觉一个大师时代正在过去，电影创作者正处在一个断裂带的上面？
卞灼：刚才有朋友问我：“你拍《翠湖》时有没有一个参考影片？”实际上，我在那个时期一直在看《一一》，但杨德昌导演不能成为我的一个参考物，因为我们所要表达的内核其实不太一样。我这个电影有一种看起来“又老又新”的感觉，因为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20年前，而不是当下这个社会。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个时代的还原，只能做一个模糊处理：我用了一个当下的表达方式去拍了一个以前的题材，也算是我的某种回望。
当下的社会很像当年日本一批电影导演出现的那个状态，小津安二郎那一代，还有滨口龙介、三宅唱这一代，他们拍的不是传统意义的文艺片，更像是一个所谓的“庶民电影”：大家坚持拍身边的故事、身边的市民、最普通的家庭，包括还有是枝裕和，都在做这样子的电影。“庶民电影”没有那么晦涩，在美学上的追求没有像《春江水暖》那么极致。它更贴近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，在时代发展的某个阶段，它必然会出现：我们可能越来越关照身周的世界，因为未来似乎又远，似乎又近，确实是个让人非常焦虑的东西。
记者：昆明这个城市很放松，《翠湖》展现了一个特别自然的生活状态，您之后还会拍云南题材吗？
卞灼：是的，我就是把摄影机对准那边生活的人，自然就会带出一种风景，一种风格。我更喜欢去展现最普遍的、最具体的人的事情。我有一个“家乡三部曲”的计划，《翠湖》是第一部——众所周知，昆明有三大著名景点：翠湖、大观楼、滇池，三部曲围绕这三个地方展开。另外，我觉得云南有蛮多题材可以挖掘，我非常喜欢那种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类似唐吉诃德式的人物，之后的创作会往这个方向去探索。（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米荆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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